包产到户责任制实行后，青铜峡县蒋顶公社（后撤乡并镇为今瞿靖镇人民政府）农民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农业生产中（左一为鲁忠义）。 鲁忠义
1980年，我被青铜峡县委（当年称为县）任命为青铜峡县蒋顶公社（后撤乡并镇为今瞿靖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我和党委班子成员领导和组织了蒋顶公社大包干责任制工作，有幸成为这场农村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当时青铜峡县上下正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我上任后立即带领党委班子成员，一方面认真抓好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文件的宣传学习，一方面抓好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共中央文件的传达学习以及当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不断讨论和深入，我发现广大农民开始敢讲真话了。他们公开大胆地议论起人民公社的弊端，并进一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该实行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联系起来思考。
当时，由于昔日“左”的思想还束缚着部分领导干部的头脑，故大包干的做法对自然条件较好的青铜峡县来说还是个禁区，原则上不准搞。群众便强烈要求划小生产队的规模，建立作业组，实行定额记分，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在这种形势下，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我和班子成员经过再三研究，决定先对蒋顶公社的鱼粮三队、玉南三队、新民五队、蒋西四队等15个规模较大、生产较落后的生产队进行大包干的试点试验工作，其余生产队还是暂时实行小段包干、定额计酬等办法。但群众心里还是不满意、不认可，认为这不过是把“大锅饭”又变成了“二锅饭”，无色无味。所以，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打算。
后来，随着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文件的逐步深入和受外界气候的影响，群众对当时推行的责任制越来越不抱多大希望，而对称之为“分田单干”的包干到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分一块自耕地的想法与日俱增。他们私下纷纷议论说，人民公社把人死死捆了十几年，粮食没打下，钱也没攒上，集体是个空架架，生活变化没多大，又养了一帮懒人，还有啥奔头，端着金碗要饭吃。这期间也有部分领导干部坚决抵制农村实行包干到户，认为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不能一夜退到解放前。鉴于这些不同的认识和反映，当时青铜峡县委领导没明确表态，只是在个别会议上讲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而对群众坚决要求推行大包干这一敏感问题不作正面回答，还是讲“稳”字多，讲“包”字少，致使各公社负责人进退两难。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当我们举步维艰，无所适从时，原宁夏银南地委书记崔冠亚同志居然带着工作组来蒋顶公社蹲点。崔书记听到对农村工作的不同意见后，当时没表态，而是私底下找群众代表谈心，走访农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才召开公社干部和大队书记会议。在会上，崔书记方才明确表态说，实行包干到户看来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了。安徽省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搞起来，贺兰县也已开始搞……崔书记的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崔书记走后，青铜峡县委还是迟迟不肯明确表态，我便提前安排公社的全体干部先把包干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以待时机成熟便立即开始。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0年秋天在县招待所召开的青铜峡县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全县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当时，会议气氛之热烈，是青铜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会议上，以条件较差的蒋顶、邵岗、峡口等公社领导为代表的一方，极力主张全面放开，让群众自己选择生产责任制形式。其理由是人民公社这种所谓“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越搞越穷，我们应冲破僵化的体制和陈旧观念的束缚，开辟新路。而以小坝公社领导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是毛泽东创建出来的，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光辉道路，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不能越雷池半步。还有个别领导甚至当场发脾气说，一个公社全都搞大包干，是放任领导的表现，是心血来潮，瞎胡闹！两种意见，争锋相对。在干部们争得不可开交时，当时的青铜峡县长虎维新同志发话了，他针对社会上流传的“上面放，中间挡，下面有个顶门杠”的说法，在大会上严肃批评干部说，我们现在应该一不顶牛，二不挡，三不纠偏，四不框，让群众自己搞。县长的一席话，给坚持搞大包干的公社领导吃了定心丸。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8月17日，我组织召开的蒋顶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我明确地传达了县委会议精神和我坚持搞大包干的决心。至此，拉开了青铜峡县蒋顶公社大包干的帷幕。
1981年底，在公社、村、队三级干部的辛勤工作和共同努力下，青铜峡县蒋顶公社87个生产队全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大包干责任制，看起来形式简单，但却与“分田单干”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群众的话说，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干到户，它兼顾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时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推行大包干的过程中，最感动我的是丈量分地的那天。那天天气很冷，还刮着刺骨的寒风，可是等待分田的大人娃娃却丝毫不感觉到冷，盼望了多少年的分田单干梦想就要实现，他们兴奋地议论着，激动地在田间地头奔跑着，都盼着能分到一块好地。那情那景，真好似回到了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更有意思的是，群众在抓阄分田、抽签拉马、农具打价等方面更是花样翻新、办法用尽。因为，群众唯恐干部作弊，便始终紧盯不放，直到干部将所分实物落实到自己，才肯放心离去。这种监督机制的民主透明度，是我生平第一次亲历。抓阄时，许多农户认为娃娃手气好，便让娃娃上阵，大显身手。还真应验了，有的人果然时来运转，当自己的娃娃果真抽到好地好马好驴子时，竟兴奋地将娃娃举过头顶原地转起圈子，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不亚于在电视上看北京奥运、中国运动员夺冠后振奋人心的那一瞬间。
事实证明，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推行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头一年，它就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过去那种“出工一窝蜂，干活打呼噜，出工不出力”以及“队长操碎心，社员磨洋工”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男女老少都出勤，家家户户无闲人”，出现了“家家有队长，户户有参谋”的动人场面，一家比一家干得好。大包干的第一年全公社粮食就获得了大丰收，总产达2878万斤，比1980年增加798万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农民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大家喜气洋洋地赶着自己的车喜交“爱国粮”，出现了不少售粮大户和万元户。玉南村农民李万学全家种了50多亩承包地，头一年就打了3万多斤粮，一下卖给国家2万多斤，收入现金1万多元，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广大农民吃饭不愁了，花钱也有了，凭着这样的物质基础，更加充满信心地向着小康目标奋勇前进。后来的变化更是让城里人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大汽车、轿子车进入了平常百姓家，拖拉机、摩托车、大彩电成了日常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砖房、楼房随处可见，柏油路四通八达，真是鸟枪换大炮，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姓中流传的“住房讲宽敞，吃喝讲营养，穿戴讲漂亮，行走讲方便，家俱讲样式，娱乐讲健康，生儿育女讲质量”的流行语，已然成为农民生活的基本标志和实现小康的形象要求，人人皆知，个个努力，干劲十足。
40多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推动历史进程的事件，那些瞩目的发展成就，那些感动过我们的人，依然记忆犹新。2021是“十四五”开局之际，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踏实苦干，为国家的富强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