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崔景岳(资料图片)。 1941年4月17日深夜,在银川市景岳小学,寒风凛冽,年仅30岁的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同马文良、孟长有,在这里被国民党马鸿逵宁夏当局活埋。当时,这里是一所城隍庙。一
陕西省旬邑县崔景岳纪念馆馆长、崔景岳侄子崔仲林说,崔景岳烈士生于1911年11月3日,他14岁在学校的时候,就受到了共产党员许才升的影响,在1928年旬邑起义的时候,他手持斧头,打开了东城门,使起义队伍顺利涌入县城。刘志丹到旬邑活动以后,他父亲在家里开了个中药铺,当时崔景岳和敌保安中队里的杨医官打通关系,把敌人部队里的药弄回来,然后送到刘志丹部队。他的家离刘志丹驻地有100华里,送药的时候他要翻几座山、过几条沟,几天才能返回来。
中共吴忠市委党校副教授金艳芳说,崔景岳,原名崔廷儒,曾用名崔皓、剑仁、卓文等,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人。他16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月,担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的崔景岳,作为联络员机智地完成了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接触和谈的任务。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分析形势认为,宁夏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日军侵占宁夏,马鸿逵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倘若宁夏沦陷,陕甘宁边区将面临日军的威胁。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工委,中共中央民委任回民部部长杨一木、中共中央党校民族班班长李仰南先后担任书记,他们先后发展了5个党支部,32名党员。
原吴忠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黎锦宝说,1938年秋天,混入陕甘宁边区的马鸿逵特务马自成从延安回到了宁夏,认出了宁夏工委的部分同志,此时,中共宁夏党组织处境极度困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宁夏工委决定将宁夏大部分党员撤回边区,宁夏党的工作基本处于一个停顿状态。为了恢复和加强党的工作,1939年10月,中央决定派人到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时任中共西安兰州工委书记的崔廷儒临危受命,到宁夏接替李仰南担任工委书记,并改名为崔景岳。时任陕西朝邑县委书记的王博,因为有丰富的学校工作经验,也被组织派遣一同来宁夏工作。二
1939年12月下旬的一天,崔景岳和王博来到中宁县一个叫“协吉号”的商铺,商铺老板是王博的老乡。在这里,他们焦急等待了三天后,与李仰南接上了头,开始了在宁夏的地下工作。
金艳芳说,李仰南带着崔景岳到达的第一个联络站就是小坝小学,是宁夏工委的一个机关所在地。见到的第一个同志叫白玉光。白玉光是陕西绥德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组织纪律性强,地下工作经验丰富。1938年3月,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8月,受党组织委派来到宁夏开展工作,先后在宁朔县宋澄小学、小坝小学任教。
青铜峡市汉坝小学政教主任纪海宁讲述说,汉坝小学成立于1918年,原名宁朔县小坝小学。1940年3月的一天晚上,崔景岳、王博、白玉光同志在汉坝小学秘密召开会议,重建了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当选为宁夏工委书记,白玉光为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
金艳芳说,宁夏工委建立后,设立了两个机关所在地:一个是小坝小学,一个是宋澄堡小学。宋澄堡小学校长马云泽是地下党员,所以崔景岳能够以商人身份,兼任该校教师,住在学校。
崔景岳出身农家,对农民格外有感情,谁家有困难,都会帮助解决。有一天,学生陈永富告诉崔老师,他的书念不成了,要回家帮他爹干农活。崔景岳知道他家里穷,但如果因为穷就不上学,那穷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受苦的命。他马上安排陈永富在学校给学生做饭,半工半读,同时还给他买来纸笔等学习用具。他总是说,我也是穷人,穷人应该帮穷人。
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胡建东说,1939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磴口以北广大地区,他们的飞机经常轰炸银川、吴忠堡等城镇,宁夏形势危在旦夕。而反动军阀马鸿逵变本加厉,在宁夏修筑了二百多座碉堡,构筑了一条碉堡防线,并采取各种方式全力围剿共产党,宁夏党的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
1940年3月的一天晚上,宁夏工委在小坝小学召开会议,决定宁夏地下党组织立即全部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斗争,已经暴露的党员尽快调回边区;一旦宁夏被日本占领,立即开展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由崔景岳执笔给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汇报宁夏的形势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黎锦宝说,在此期间,李仰南还约宁夏省城党支部负责人杜琳和崔景岳在学校里见面。1940年2月,正值农历春节,敌人的监视稍有放松,李仰南顺利返回了延安,但崔景岳的秘密身份,正是因为这个杜琳的出现,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杜琳,延安抗大毕业后留校,1938年10月,被党组织派回宁夏,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1940年春节开学之际,杜琳所在的宁夏新城实验小学来了一位青年老师林子玉,与杜琳同住一个房间,其实他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李郁华,自称东北流亡学生,逐渐骗取了杜琳的信任。杜琳身为本地人,又一心想干出点名堂,产生了把李郁华发展为党员的冒险想法。1940年4月13日,杜琳约崔景岳来到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他的家里,向崔景岳汇报发展党员的事情,被李郁华知道了。当晚,李郁华带领特务围捕了崔景岳和杜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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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叛徒的出卖,十二个地下联络点遭到了破坏,三十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宁夏的党组织遭到了灭顶之灾。孟长有也是这次被捕的。
黎锦宝说,孟长有是宁夏中卫人,出生于1916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晋中南地区分队长,荣获战功一次。1940年初回到宁夏同心海如小学,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遗憾的是他还没有同组织接上头,就被敌人抓捕了,牺牲时年仅25岁。
马文良是辽宁海城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到达延安,与马青年等人组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抗日救亡团体——延安回民救国会。1941年2月13日,他在盐池县四区五乡回六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时,被马鸿逵的骑兵便衣特务队发现被捕。
胡建东说,崔景岳同志被关押在宁夏模范监狱,敌人百般迫害,崔景岳同志坚贞不屈,并在狱中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崔景岳同志任支部书记,在狱中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崔景岳的战友、曾任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汪锋在《回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文中指出:“那敌刑之残酷、狱中生活之悲惨,以及我们的同志在这非人的境遇里所表现的崇高气节和坚强意志,令人震惊、感动。这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崔廷儒同志的事迹。我们曾在一起工作,有近5年的交往。在我的印象中,他年轻、英俊、潇洒、乐观,常常有朗朗的笑声和过人的活力。怎能想象,就是这样一个青年,在敌人的辣椒水、老虎凳、皮鞭和杠子的折磨下,整整坚持了一年,为保守党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拖着一条残腿走向敌人的埋人坑!”
崔仲林说,他在走出监狱的时候,把一件棉袍送给了难友,他说他自己只冷一次,但同志们更需要。面对敌人的刽子手,他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却死得光荣。”
中共吴忠市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主任、副教授郑自明说,崔景岳的战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这样评价他:“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对革命事业不畏艰险,勇于献身。崔廷儒(崔景岳)同志英勇就义时,正当风华正茂,他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金艳芳说,崔景岳的妻子陈漫林曾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景岳同志对党的事业从来忠心耿耿,全力以赴。他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难,也从来不知什么叫疲倦。他工作起来就像一团火,不论什么艰难险阻,在他面前,几乎都会像冰和雪那样融化。
崔仲林说,到宁夏时间不长,他就给家里写了封信,信是这样写的:“虽然物质上我们没有敌人强大,但精神上是越战越强,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与崔景岳一样,每一个革命者都有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愿景。1935年5月,36岁的方志敏在他的狱中名篇《可爱的中国》一文中饱蘸热血展望着:“我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未来……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取代了愚昧,友爱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当年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献身的信念早已落地生长,革命先辈不懈奋斗的梦想今天已经一一变为现实,几代共产党人和中华儿女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已然长城般地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