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宏彪
　　灵州在唐代西北民族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太宗“灵州盛会”与唐肃宗“灵武登基”成为灵州的两次高光时刻。
　　一、从“灵洲”到“灵州”
　　灵州初曰“灵洲”，始置于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灵洲为西汉北地郡所辖19县之一，至今已有2214年的建城史。东汉时期，“灵洲”改名“灵州”，这一变化也反映了黄河冲积对黄河宁夏段地貌特征的巨大影响。考古发掘已经证明灵州城位于黄河宁夏吴忠段河心洲上，不在今宁夏灵武市西南。2003年5月出土于吴忠市利通区金星村的《唐故东平郡吕氏夫人墓志铭》，为明确唐代灵州城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佐证了唐代灵州城位于今吴忠市利通区的事实。
　　二、唐代灵州的第一次高光时刻：灵州盛会
　　唐朝建立后，割据漠北的东突厥汗国时常扰掠北部边境。地处关内道北部的宁夏是唐朝河套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厥部众与汉族人民产生了长期而持久的政治交往、经济交流和文化交融，唐太宗灵州盛会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在灵州会见北方各少数民族首领。灵州地处西北交通咽喉，既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又是草原丝绸之路北段的重要枢纽。唐太宗之所以选择在灵州会见夷男可汗，看中的正是其在西北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面对漠北各部共同归唐的盛况，唐太宗在灵州题碑勒石以记其事，并按照漠北各部意愿，开辟了一条关中与漠北的“参天可汗道”，而且在河套地区设六府七州安置归附部众。
　　灵州盛会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从国家层面来说，唐太宗在灵州会见漠北各部首领有利于稳定西北地区局势、维护并促进了国家统一，为西北边疆的和平安宁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地方层面来说，灵州处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流融合地带，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此长期交流碰撞，产生了丰富的文化积淀，有力拓展了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积极促进了宁夏地区的民族融合与地方开发。
　　三、唐代灵州的第二次高光时刻：灵武登基
　　安史之乱暴发后，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唐肃宗于危难之际获得朔方军支持，在灵武郡（灵州）登基称帝。唐肃宗灵武登基既稳定了叛乱冲击下的政治形势，也凸显了灵州在唐代北方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灵武郡（灵州）成为战时指挥中心，是挽救唐朝于危难的转折之地，成就了唐代历史上灵州的第二次高光时刻。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镇压六胡州地区的康待宾叛乱后，“置朔方军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使朔方军成为镇守唐朝北部边疆、维护西北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