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青铜峡铝厂北大门口转盘路，职工下班时的场景（资料图片）。

    上世纪70年代，青铜峡铝厂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为解决一些运输问题，职工用人力推火车（资料图片）。

    上世纪70年代，青铜峡铝厂电解工作业场景（资料图片）。

　　马世海口述 党继宏整理
　　1964年，按照国家“三线建设”总体布局，冶金部决定在宁夏建设大型铝冶炼企业，青铜峡铝厂成为新中国电解铝工业发展初期国有八大铝厂之一。建厂之初，数百名从全国各大铝厂抽调而来的技术骨干和大学毕业生被充实到新建的青铜峡铝厂，他们响应国家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来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马世海便是其中的一位。
　　1966年，当时我46岁，是抚顺铝厂101车间电解工。那年6月的一天，车间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国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今青铜峡市）新建铝厂，要抽调一些骨干去支援。我是共产党员，又是省里的劳模，还是回族，组织决定让我去。
　　我一听，青铜峡这地方好陌生，一定很远很远，也不知道去了那儿习惯不？但一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在厂里年年是先进生产者，曾两次出席抚顺市群英会、一次出席辽宁省群英会，困难再大咱也不能落伍，于是任何条件都没讲就答应了。
　　那时我家里上有老人，下有一女五男六个孩子，岳母常年有病，妻子天天端水递饭地伺候。为了不让妻子知道我要调往青铜峡拉我的后腿，我没跟她商量，只告诉她我要出差出远门。有的同事听说我调走了，到我家来看我。正在帮我收拾东西的妻子这才得知我要调往大西北支援“三线”，顿时气得哭了起来。
　　调走的事定下来后，厂党委组织部召集我们支宁的同志开了个会。一个星期后，我们抚顺铝厂第二批十几名支宁的同志离开故乡奔赴大西北。
　　刚到宁夏时，铝厂才开始建设。我们先住在银川西大街50号304厂办事处。7月，厂里派我、马奎全和陈子久到大庆油田学习。三个星期后，一封加急电报发到大庆，让我们三人立刻回抚顺往宁夏搬家。我们当时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但是本着“服从组织分配”的思想觉悟，回到抚顺后我和妻子忍痛撇下父母和刚刚下乡的二儿子，含泪离开了家乡。
　　8月，全家来到了青铜峡。一下火车，但见这里是“天上无飞鸟，地上无青草，住宿无房屋，风吹石头跑”的地方，大家目瞪口呆，同来的许多家属哭着要回去，我们只好用“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要看到光明和前途”的道理来安慰他们。当时厂里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凡是带家属的职工都借住在青铜峡镇新城滩的青山试验机厂的拱形顶砖房里。每家两间房子，没有院落，每天坐“解放”牌卡车到厂里上班。
　　家刚搬来十多天，还没住安定，厂里又催我带队到贵阳铝厂学习上插电解槽技术。
　　贵阳那地方雨多潮湿，冬天不生火炉不供暖气，我们去学习的多是北方人，在宿舍里冻得瑟瑟发抖，彻夜难眠。不少人冻得受不了，就去厂里拿煤偷着生炉子，可是我们几个党员干部硬挺着，每天从堆积如山的煤堆前经过，谁都不摸一下，硬是挺过了冬天。学习结束后，我们许多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得了关节炎。
　　1969年，青铜峡铝厂里第一批宽敞明亮的家属平房盖好了。我们从青山试验机厂搬到了厂里，住进两间新砖房。
　　为了缓解粮食不足的现状，广大家属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的精神，组织起来在厂子周围开荒翻地，种植葱、土豆、玉米等，又修渠提水灌溉，作物产量逐年提高，解决了当时职工的生活问题。
　　1970年8月，在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的情况下，克服各种困难，终于使第一批电解槽通电投产。